郑晓幸：特色文化借助“一带一路”走出去

原标题：郑晓幸：“种文化”让文化在四川落地生根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而精神文化的小康是推进全面小康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何促进文化民生的发展，让文化惠及更广大的群众?如何保护和发展具有四川特色的文化，引导四川文化“走出去”?围绕这些问题，新华网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文化厅厅长、四川省文物局局长郑晓幸。

　　新华网：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您最关注的热点是什么?

　　郑晓幸：我来自文化战线，所以关注全面小康进程中精神文化的小康，关注文化民生问题。这次我带到全国两会的一些建议都是和文化建设相关的。比如说这次两会一个很重要的热点就是扶贫攻坚，我也关注扶贫攻坚，但是我关注的切入点是文化惠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方面的扶贫攻坚。

　　新华网：四川省在文化扶贫方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需要如何来化解这些难点?

　　郑晓幸：近几年，四川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力度很大，投入的强度也很大，覆盖省、市、县、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网络已经建成。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设施、平台，特别是利用灾后文化重建的机会进行了空间布局上大的投入，整个四川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相比较而言，在公共文化资源配置的均等化、标准化上，贫困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与城市，特别是与发达的成德绵相差比较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从文化的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看，差距还比较大。特别是老百姓的基本文化需求、基本文化设施、基本文化服务，我们的供给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在“十三五”期间四川将重点把更多文化资源向基层、向农村倾斜，这也是四川下一步文化工作的重点、需要突破的难点。

　　新华网：说到文化扶贫，除了“送文化”外，还得“种文化”。怎样才能让文化落地生根?四川省对这一点有没有什么考虑?

　　郑晓幸：“送文化”和“种文化”是互动的，通过“送文化”使我们了解基层的文化需求，也通过“种文化”培植当地的本土文化、本土文化人才，使文化的根脉能够更扎实一些。前几年四川做了很多文化惠民活动，也建立了很多公共文化设施，但是有时候投入和效益是不对等的。一方面人民群众缺文化，另一方面投进去的文化产生不了效能。为什么?因为老百姓不喜欢。这就要说到现在的一个热门词——供给侧。实际上这就是文化的供给侧出了问题。在“送文化”的时候没有真正体现因地制宜，不同的地区，比如四川藏羌彝地区、革命老区、平原地区，以及城市与乡村的文化需求是不同的。还有消费群体，大家平时关注的是一般性群体，但是像农民工、留守儿童、农村老人等特殊群体，他们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甚至在同一个群体中因为年龄、性别不同，消费需求也有可能不同。

　　现在“送文化”要根据不同文化需求、不同地区来进行。第一，要把各类分散的文化资源聚集在一起。对贫困地区来讲，要把固态的文化设施，如传统的乡镇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综合起来，还得把文化的、广电的、新闻的、出版的、科技的、党员教育的等等各类文化资源综合起来，形成集合效应，为老百姓提供更方便、更丰富的服务。比如四川推进的美丽幸福新村建设，其中有一项幸福美丽新村文化院坝就是这样做的。

　　其次，要把城市文化资源通过流动服务、数字化服务与原有的设施整合，三管齐下，让有限的文化资源更多地服务于贫困地区的群众。

　　第三，关键是要加大力度培育本土文化人才，包括培育文化志愿者。要使一个地方的文化活动能够丰富起来，为老百姓提供丰富的文化食粮，一定要依靠当地的文化爱好者、文化工作者，以及文化志愿者，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四川制定了完整的培养计划，实施文化扶贫、人才扶贫计划，从省、市抽调了一批文化工作者，分期分批进村驻社，帮助各地培植本土文化，扶持文化产业。通过这些方式来把文化“种”下去，把文化落到实处。

　　新华网：四川省在公共文化建设的服务体系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今后还将如何进一步推进?

　　郑晓幸：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四川文化民生工程的一大亮点，四川省各级党委政府对文化也非常重视，四川已率先把文化纳入到民生范畴。

　　从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我就在关注文化民生，呼吁要把文化纳入民生范畴。连续9年来我都在人代会上呼吁要关注文化民生，要关注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小康。从目前情况来看，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水平，以及幸福指数、快乐指数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是不太均衡的。

　　通过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积极、寓教于乐、怡身养神的文化服务，让更多的群众感受到幸福和快乐，是推进公共文化工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文化要做到文化乐民、文化富民，公共文化服务就是要让老百姓乐起来。这些年，在公共文化建设方面，四川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的开心、快乐作为群众文化活动的基本遵循。

　　做文化工作，基层文化干部要想办法让老百姓唱起来、跳起来、乐起来。这几年，在全国各地，只要有广场或是政府提供了休闲空地的地方，都有老百姓在唱、在跳、在乐。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在思考怎么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我们把一些健康、积极向上的音乐，根据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需求分别进行编排，供各地参选。然后通过文化馆、通过数字化视频服务，让更多人能够有个参考，就像我们的广播操，有第几套群众广场舞。你是要流行音乐的?还是要民族音乐的?都有各种菜单供大家选择。

　　说到群众文化，广场舞现在也成了中国一景。我们鼓励广场舞发展，但同时我们也要与城市管理的其他方面协调好，比如要避免市民反映的噪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一旦发现了问题就要立刻进行规范，建立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来规范我们的广场舞，这样既带动了群众活动的开展，又可以通过群众活动提炼出一些精品。

　　我们把这项工作叫做“夯实平原，形成高原，隆起高峰”，这也是一个文化普及工作。现在各地都讲创新，但是创新没有艺术灵感、没有一点文化品位，是很难做到的。优秀的科技工作者都应该有一些文化情趣、文化爱好、艺术偏好。在这次两会上，我也提出建议开展全民艺术普及教育。不同群体的人有不同的文化需求，建议各种不同年龄、身份的群众都要积极地参加文体活动，不要觉得只有退休大爷大妈才能参加群众文化活动。

　　新华网：就是说广场舞也可以时尚起来。

　　郑晓幸：是的，广场舞也可以时尚起来。

　　新华网：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是国家推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大举措，四川在藏羌彝文化走廊建设中扮演了什么样角色，取得了哪些成就?下一步还将从哪些方面发力?

　　郑晓幸：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是四川灾后文化重建以后，为了灾后文化重建后续发展提出的概念，希望通过丰厚的文化资源让当地老百姓富起来，最开始提出的时候局限在四川的藏羌彝地区。随着更深入的调查，在发现四川周边的省份也有这样的需求之后，四川省在文化部的指导下，联合西藏、云南、甘肃等省份提出了打造藏羌彝文化走廊的规划建议，这个规划是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中唯一的区域文化发展规划。在“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国家也把藏羌彝文化走廊作为我国重要文化发展区域。

　　作为藏羌彝文化走廊的核心区，四川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基地、平台还有产业链条上的一些亮点已经形成，藏羌彝文化走廊四川核心区的集合效应初现，已经形成一些产业链及骨干企业、产品，但它的市场半径还比较小，产业关联度也比较低。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掘藏羌彝地区丰厚的文化资源，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把“文化+”与“互联网+”有机融合，把一些新兴的文化业态与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有机整合。把藏羌彝文化资源做成文化+旅游、文化+生态、文化+科技、文化+非遗……使藏羌彝产品的文化服务从数量到质量都能实现竞争力的提升，真正形成藏羌彝的特色优势，也使之变成产业优势和市场优势，这是我们目前需要加大力度做的。

　　藏羌彝文化走廊除了抓基地建设、抓园区，关键还要实施藏羌彝地区的一些品牌战略，要打出藏羌彝的特色文化品牌。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帮助他们拓展市场、扩大影响。有一句话，叫“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藏羌彝地区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都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我们要让藏羌彝文化产品、企业、服务能够和“一带一路”整体战略互融互通，推动“藏羌彝走廊”和“一带一路”战略融合，使四川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走出去”，讲好四川故事，扩大四川影响。这一部分目前在整个藏羌彝地区做得还不够。四川的文化贸易在视觉产品上做得不错，比如自贡彩灯企业年销售收入超20亿元，出口4000多万美元。我们的藏羌彝产品也要形成规模化。

　　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四川的文艺院团小规模走出去的做得比较好，但是在大规模“走出去”方面，做得还不够，特别是在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民族民间传统工艺等在“走出去”得还比较少。在藏羌彝文化走廊打造中，需要渗透中国工艺、中国制造的意识，特别是民族民间的文化服务、文化产品，包括文化符号都可以借助“一带一路”走出去，扩大四川对外文化贸易的影响，提升地区文化产业的影响力。

　　新华网：您一直在推动蜀道文化线路申遗的工作，目前蜀道文化线路申遗进展如何?

　　郑晓幸：蜀道文化线路是我国乃至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大型交通遗存之一，它不仅是连接秦蜀两地的重要交通线路，更是沟通南北、连接中原和西南地区文化、政治、经济交流的纽带，在历史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蜀道全长一千多公里，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蜀道沿线保存了很多珍贵文物资源，许多路段至今仍在使用，这也是中华民族先民留给后代子孙和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珍贵遗产，它的文物价值、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见。

　　四川对蜀道申遗工作一直都非常重视。目前，蜀道申报“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工作正在积极推进，相关的资源调查、基础研究、价值认定工作都在扎实开展，特别是我们的荔枝道、阴平道考古调查取得了重要成果，《蜀道申遗预备清单(文化遗产部分)》编制完成后已上报了住建部，并由住建部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备案。“蜀道申遗专家咨询论证会”也已经召开，《蜀道申遗文本(文化遗产部分)》已经编制完成。

　　新华网：蜀道申遗工作形势如何?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应如何有序推进蜀道申遗?

　　郑晓幸：严格来讲，蜀道申遗工作的最大限制在于现行规则的一些约束。根据现行的规则，中国每年只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名一项文化遗产、一项自然遗产或文化与自然遗产，而国内相当一部分省份的申遗“成绩单”还是空白。国家文物局在进行申遗项目遴选提名时，会考虑向没有世界遗产或遗产较少的地区倾斜。四川已经是“世遗大省”，并且现在四川的蜀道、古蜀国、中国白酒遗址、藏羌碉楼与民居等都在“排队”申遗，在这样的情况下，蜀道申遗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

　　另外，线性文化遗产联合申报工作难度大。蜀道申遗是线性申报，完整的蜀道不仅与四川有关，还涉及到陕西、甘肃和重庆等省市，在川内的古道也涉及多个市州。这种联合申报方式加大了地区、部门之间工作协调的难度，每一个遗产点都必须要符合世界遗产申报的要求，所有的遗产点都要能共同体现出普遍价值，这就增加了项目的&